事呢？”翁书记问。

我说：“二任县委书记赶到城关镇派出所时，克思曼先生已经坐在了会议室里，周围的人对他‘谄媚’地笑。一夜之间，克思曼先生由原来的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，又由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。”

“这算不算‘黑色幽默’啊？”翁书记问。

我说：“我不知道算不算‘黑色幽默’？但派出所的确很不像话。当时的情况是，克思曼先生哇哇叫着，他气愤地掀开衣服，露出上身，皮带抽打的痕迹清晰可见，板凳打的地方是青一块紫一块。说良心话，干警下手实在狠了点。”

“后来的情况怎么样？”翁书记问。

我说：“二任县委书记认为，自己的当务之急就是安抚好克思曼先生，完成签字‘大业’。他们一行将克思曼先生接到宾馆，不停地陪着小心，说这绝对是误会，说一定严肃处理打人的事。”

我说：“二任县委书记很细心，还打电话让卫生局长带医务人员给克思曼先生检查身体，上药敷药。但克思曼先生不为所动，说马上要离开月光县，离开中国，他们苦苦挽留未果。”

“这么说，这件事就这么黄了？”翁书记问。

我说：“是的，是黄了。强扭的瓜不甜啊，他们只好请克思曼先生做两件事。一是相信我们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，回国后一定不要将此事讲出来，特别是不能对新闻媒体讲，否则，就会在西方掀起大波，酿成中德之间严重的外交事件，给我国带来极为严重的政治影响。”

我说：“二是中国人历来好讲面子，讲形象，讲虚荣心。今天的签字仪式已经安排好，无故取消就会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，请他务必坚持出席一下，签下协议，为了不使协议生效，产生法律后果，可将原来的正式协议改为意向性协议。”

“克思曼先生按照你们的意思办了？”翁书记问。

我说：“是。毕竟克思曼先生也有难以启齿的地方，毕竟他们朝夕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还有些情面。克思曼先生勉强同意了，意向性协议签定后，他们立即把克思曼先生一行送到了机场。”

我说：“带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，满腔热情，执着来华投资的克思曼先生，就这样带着满身的伤痕，带着遗憾，带着抹不掉的记忆，伤感地离开了月光县，离开了中国。”

我说：“二任县委书记说，他相信，克思曼先生身体痛，心里更痛。飞机从二任县委书记的头上呼啸而过，他眼望长空，极度失望，极度伤痛，极度愤怒。”

“二任县委书记做了善后工作没有？譬如说，怎么处理城关镇派出所的那些人？”翁书记问。

我说：“做了。二任县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常委会，要求立即撤销城关派出所正副所长的职务，将姓严的副所长和殴打克思曼先生的干警一同清除公安队伍，由县纪委、政法委、监察局和审计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，对城关派出所乱罚款和私设小金库一事进行调查，如违法就移交司法机关依法严惩。”

我说：“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县公安局长文胜天同志给予警告处分，对分管副局长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；要求撤销宾馆经理、当班经理的职务，辞退当班服务员，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给严重警告处分，并通报全县……。”

“这样处理很很好，就是要这样毫不留情地处理。”翁书记说。

我说：“在开常委会时，大家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。二任书记在常委会上说，假若我们不先处理，掌握主动权，即使克思曼先生不说，万一他妻子或朋友将他被殴打的事传出去，经无孔不入的西方新闻媒体一渲染，我们就更被动了。”

我说：“二任书记说，那时，如果上面追问下来，不仅县委、县政府招架不住，恐怕市委、市政府，甚至省委、省政府也要受牵连。”

我说：“二任书记说，我们先处理就先掌握主动，万一上面问起来，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，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已经严肃处理了当事人……。”

我说：“这次招商引资失败，是对踌躇满志的二任书记的一次重大打击，是对他努力重振月光县经济的一次重大打击。他眼望苍天，欲哭无泪。他切身感受到，贫穷的月光县经不起这种折腾！”

我说：“二任书记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眼睛湿润，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，一直不停往下流……。”

我说：“我这次到德国去，就是找到克思曼先生，请他重新回来，把前任县委书记没有完成完的事，继续完成下去。”

“你有这个把握吗？克思曼先生能够回来吗？”翁书记问。

“我没有把握，但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，我想努力说服他。”

“你说说看，你打算怎么说服他？你做了哪些准备工作？”

我说：“第一，我想告诉克思曼先生，我们月光县县城的面貌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。随着新凌河大桥的竣工通车，随着市民休闲广场的落成，随着海水花园公寓的完工，那个贫穷落后的县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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