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不给我一些自由的空间？给我一些选择的权利？”

“赵刚，你知道俄国的十仲春党人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那也是一群布满理想主义的革命者。”

“我在想俄国的十仲春党人，在想他们的妻子，那可真是一群崇高的女性。十仲春党人起义失败后，被沙皇放逐到西伯利亚，他们的妻子面临着两种选择：要么和丈夫断尽关系，持续留在圣彼得堡当贵族；要么被剥夺贵族身份，陪伴她们的丈夫往西伯利亚服苦役。这些崇高、柔弱的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勇气，毅然选择了后者。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激动得流泪了，他说：她们抛弃了一切贵族身份、财富、社交和家人，为了崇高的道德义举，为了争取自由而就义了一切。无辜的她们在漫长的25年里，经受了她们‘罪犯丈夫’所经受的一切……你看，一百多年过往了，在人们心中，那些英勇的十仲春党人反而不如他们妻子的历史形象完善。十仲春党人的妻子，成了一个群体，成了一种好汉主义的象征，历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些巨大的女性。你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假如没有了你，我活着便没有任何意义，思想的孤单和对你的悼念同样也会杀逝世我。还记得吗？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才真正知道，什么叫一见钟情。那时我就想，感谢上苍，这个男人是上苍恩赐予我的。”

赵刚轻轻搂住妻子，环视着客厅，被抄家后，客厅里已面目全非，躲书被撕成一堆堆的废纸，赵刚穿着礼服、佩着少将军衔的大照片上被打了红色的叉。赵刚轻轻笑了：“人生真像场梦……”

“告诉我，当年你投笔从戎，投身一场革命，几十年的征杀，落得如此结局，你懊悔吗？”冯楠问。

“不懊悔，我尽了一个中国人的天职，当时民族危亡，强敌压境，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。在侵占者眼前，我们没给中**人丢脸。至于那场颠覆国民党统治的战斗，我为能参加那场战斗而感到自满。那是一个独裁的、不得人心、**透顶的政府，那个政府不垮台，天理难容。我这一生参加了两场战斗，做了自己想做的事，没什么可懊悔的。我只是感到痛心，我想起那些为了建立这个政权就义的战友，想起他们我心里就受不了。从1938年我进进八路军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这11年里我换过的警卫员就有13个，他们都是逝世在我眼前，大部分是为了掩护我才就义的。直到今天，我一闭上眼睛，那些生龙活虎的面貌就涌现在我头脑里，我能正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，明确地记得他们就义的次序和地点。淮海战斗时，就义的那些战士何止成千上万，那些刚从火线上抬下来，蒙着白布的尸体在田野里摆得一片一片的，数都数不过来。我亲眼看见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拼命挣扎哭喊‘放下我，我要回往，我们全连都就义了，我要往报仇哇’。担架旁的一个老人哭着催促担架员：‘快，快，这孩子快不行了，快点儿啊，孩子你等等，快到医院了，你不能这就逝世呀。’当时呀，我已经是纵队副政委了，应当在下级眼前保持点形象了，可我当时……眼泪怎么也把持不住，哭得连话也说不出来。这些为了理想而就义的人，他们本认为通过自己的就义能换来一个自由公平的社会，可他们的盼看实现了吗？”

说到这里，赵刚不禁泪流满面，他使劲擦往眼泪道：“我想起田先生，10年前，就是在这座屋子里，我和田先生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，现在想起来，田先生真是个少见的智者，他的眼力真能透过重重的迷雾看到未来。他在10年前就担心我们的民族会涌现一场浩劫，现在还真不幸被他言中了。我明确了，‘革命’也许是个中性词。它可以领导人们走向光明，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制作人间灾难。革命必须符合广泛的道德准则即人性的原则，假如对个体生命疏忽或无动于衷，甚至无故制作流血和逝世亡，所谓革命无论打着怎样好看的旗帜，其性质都是可疑的。我现在终于懂得了当年高尔基的大声疾呼：在这些广泛兽性化的日子里，让大家变得更人性一些吧……假如拒尽人性，没有爱与情，是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的。冯楠，我没有能力禁止灾难的蔓延，但我有能力守卫自己的尊严，没有了尊严我宁可选择逝世亡。”

冯楠凝视着赵刚说：“我对你们**人最初的印象是解放军进上海的时候，成千上万的战士都露宿街头，连我家的门洞里都躺满了，真是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。我凌晨出门没看见在地上躺着的战士，差点被绊倒，一个年轻的团长向我立正敬礼，一个劲儿隧道歉，激动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真是国民的子弟兵。那个团长顶多二十七八岁，英俊潇洒，口才真好，似乎受过良好的教导，看待女士很有点名流的派头。那时我想，**里真是躲龙卧虎，人才济济。能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奋斗，由弱变强，领导国民颠覆国民党的政府，这样一场巨大的革命，没有很多优良的人才参与是不可能的。特别是遇见你以后，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。我丈夫这样优良的人都是**员，这个党执政还会犯毛病吗？那时的我真幼稚。实在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可能犯毛病，以我一个党外人士的眼力看，这个政党所犯的最大的毛病，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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