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依次递增20至10人。[6]（卷13《州县役人》）显然，户数决定着统治的力度和工作量。

此外，地方常平、广惠等仓的设置规模，也因户数多少而不同。如宋仁宗嘉右二年在全国设广惠仓，规定10000户以下州留田租1000石，10000户以上州2000石，20000户以上州3000石，30000户以上州4000石，40000户以上州5000石，50000户以上州6000石，70000户以上州8000石。100000户以上州10000石。[4]（卷176）

5．考核地方官。

宋政府把户数的增减列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指标。地方官在任期内若户数增加，会受到提前升迁、加俸等奖励，反之则会受到延缓升迁等责罚。宋代初年“初著令：州县户口准见户十分增一，刺史、县令进考；若耗一分，降一等。”建隆三年又规定：“凡千户以下(县)能增百户，(主要官员)减一选。减及三选以上，令赐章服，主簿升秩进阶。”[4]（卷160）宋仁宗皇祐元年，三司制定了考课转运使、副的5项指标，第l项即“户口之登耗”，规定考核等级为6等，考入上上第1等者，“与转官升陟差遣”，考入下下最低等者，“与展磨勘及降差遣”[1]（卷166皇祐元年二月戊辰）。在整个两宋时代，屡屡有专以户数或户口增减为唯一考核指标的规定，灾荒及战乱年代尤为重视。

以上事实表明，户数对于各级政府、各地方官是极为重要的。口数固然也至关紧要，但口一般不是赋役征收单位，而且“口尤难计”[7]（卷上《户口》），所以相比而言，宋代的户数统计更规范认真。宋太宗至道元年重造版籍时颁于天下的格式，主要即“凡一县管几户夏秋二税”[1]（卷38至道元年六月己卯），而不计口数。宋孝宗时衢州司户赵希言曾“合郡民以计，表其里，标其户数，为图以献于守，守才之”[4]（卷247《赵希言传》）。所计也是户数。因此我们认为，研究宋代的人口数量，最宜于从户数而不是从口数统计资料入手

二、宋代户数统计评估

众所周知，宋代户数统计也存在许多问题。以下几个方面，就是其突出的表现。

其一，官方问题。一些地方官吏不能按时清查统计，或统计时敷衍塞责，还有的地方官吏为升迁加俸，虚报户数，导致户数不准确和不能反映增减变化。再者即多系统户口统计，目的不一，导致同一地方、同一时期的户数差异较大。一些数据不做考证辩别难以适从。

其二，诡名户问题。形势户尤其是官户，为逃避赋役，用种种手段弄虚作假，使宋代出现严重的诡名户现象。影响户数的主要是诡名子户，即一户分作数户、十余户乃至数十户，以分散财产、降低户等，达到减免赋役的目的。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增多。

其三，脱漏户问题。所谓脱漏户，即不在官方户籍的人家。这一现象同样严重，情况也更复杂。其中有的是自有田产本应在主户籍内而隐瞒不报，仍为客户，所影响的是户口类别比例而不是户数，暂且不论。另一种确属“黑户”，即谎称逃亡、绝户而隐瞒起来的“逃绝户”。宋神宗元丰三年，三司户部判官李琮受命专门调查清理江东、两浙二路的逃绝户，结果骇人听闻：仅清查出的逃绝户就多达401332户；同年改任淮南路转运副使的李琮又在当地清查，“凡得逃绝、诡名挟田(佃)、簿籍不载并阙丁”475965户、丁，[1]（卷300元丰二年九月癸酉注文）其中脱漏的户数当是个不小的数字。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偏低。

统计不实，户数虚假地偏高或偏低，在当时就是一大无法解决的难题，更使现在的研究陷入困境。如何走出困境呢?对于官方统计公布的户数，我们应有三点基本认识：一是必须利用已有的户数资料为研究的出发点，否则宋代人口数量之谜根本无法破解。二是具体的数字肯定不精确，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。三是传世的宋代百余个总户数，由于种种原因不可全信，其中有的不是总户数，有的明显错误，但经过鉴别的大部分数字，宏观上基本可靠。

具体再谈户数虚假的偏高偏低问题。一些学者认为宋代户数偏高，多以诡名子户为证据。但如果同时充分认识到还有大量的脱漏户数，那么偏多的估计就难以成立。二者相较，当然难说互相抵消，但由于无法量化，不能确证，所以应另辟蹊径，转换视角来认识这一问题。例如，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，将宋代户数与唐代、元代户数作一比较，就会发现宋代户数的发展是正常的、合乎规律的。

唐玄宗开宝十三载(754年)，户数峰值为9069154户。[8]（卷217）；[9]（卷84）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(1014年)，总户数为9055729户。宋朝版图不及盛唐，但所辖地区全是人口稠密之地，所缺边远地区人口稀少，不影响大局。这时的户数之所以历经260年尚未达到盛唐峰值，主要是唐中后期及五代多年战乱，人口损失惨重，宋初几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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